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应当由学术同行来评价，由学术共同体来决定评价的标准。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标准比较统一，而在社会人文领域，实际上存在三个标准：政府的标准，学院的标准，民间的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格局趋向多元。目前最强势的学术还是政府主导的学术。学术项目的设立、学术经费的分配、学术荣誉的授予，最大的一块由政府主导支配。我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增幅很大。近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10%左右，财政收入每年却增长20%以上。政府掌握经费特别多，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数字庞大，其中对社会人文学科的投入，数量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水平。除了中央政府主导的项目，还有地方政府主导的项目。

学院学术的特点是强调学术规范，尤其是形式规范。比如论著要遵守哪些基本的格式，按照哪种基本套路写作。其实，这套学术格式，是一个世纪以来从西方引进的。中国古代也有学术，但古代的学术著作往往不符合西方引进的这一套规范格式。

学院的学术标准和政府的学术标准有兼容的一面，但各自的侧重不同。政府主导的学术更注重政治上符合政府的导向。学院的学术更强调学科自身的特点。 目前学院的学术管理也有问题。一些大学对科研实行数字化管理，对学术成果要打分。打分很难顾及学术成果本身有无创见，而是看论文和著作发表在什么杂志，在哪级出版社出版。有的大学要求博士生必须在某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这样做的结果，学术水平高低实际放在了次要位置。评价学术的裁判员由学术同行变成了学术期刊或出版社编辑。当今社会，出版社已经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花钱就可以出书。一些学术期刊也有营利冲动，花钱就可以买版面。如果还认为在什么级别的期刊发表论文或在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版著作，就能证明达到了多高的学术水平，已经是本末倒置。

古今中外，真正的学术成就多出于民间。史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学术门类，但水平最高的史学成果不是官修，而是私修。最有活力的学术机构也不是皇家的太学，而是民间的书院。经过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不朽杰作，不少都是在野之人遭遇不幸、头戴荆冠完成的，而不是拿着皇家俸禄，戴着桂冠完成的。当今真正有创见的学术成果，许多也不是公费资助的产物。而是个人自由选择、独立创造的产物。这样的成果，更能获得学术同行发自内心的尊重。真的学界高手，在体制内并不一定拥有很高的头衔。当然，学在民间，只是一种价值取向，不排除学者本身处在体制之内，在公立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公职。也要看到，有一些不在学术体制之内的独立研究者，甚至三轮车夫、退休女工，也有很精彩的学术创造。

上述三种学术标准有时候可以统一，有时候互相冲突。政府认可的学术，民间可能不屑一顾。民间看好的学术，可能得不到学院的认同。现在学术随笔很受读者欢迎，民间学者喜欢这种表达方式，但学院里不承认这是学术成果。

在中国，北京和地方差别很大。如果把中国的学界比喻成一个王国，北京应该占据了半壁江山。地方一些冒尖的学人，有机会往往愿意调到北京工作，反向的流动就比较少。我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想感受北京的脉搏，就有鞭长莫及的感觉。身处地方，把握全局往往要付出更多的气力。在北京，放眼全国相对容易。

北京在中国学术界占的权重太大了。现在，全国各地建了很多大学城，因为土地价格，都建在远离城市的郊区，交通不便，很难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而北京的大学里，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北京还有很多NGO，各种公益讲座，学术活动很密集。在这些场合，见到全国知名的学术高手并不稀罕，而在地方这种机会不多。北京有不同专业的圈子，不同年龄的圈子，不同思潮的圈子。各种圈子互相重叠，或互相对立，百家争鸣，热闹非凡。外地很难形成这样的学术文化氛围。有了互联网之后，北京与地方的落差缩小了。外地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全国发生的大事，但通过文字了解，总不如亲身经历的感受更深。从更大的范围看，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国还不是全世界的科学文化教育中心。志向高远的学人，应当有全球视野，即使在北京，也不应当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不论读博士还是硕士，都要完成毕业论文。有些学生面对求职压力，面对论文抱着应付的心态，得过且过，这是一种人生的失策。人在一生中能拿出一年乃至两年的时间，专心研究一个问题，写作一篇论文的机会不多。进入工作岗位以后，很难有这么长的时间专门研究一个问题。最近十年，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膨胀太快。一年招收6万多博士生，40多万硕士生。文凭本身的含金量急遽下降。光靠博士硕士文凭已经不能向社会证明人的水平，还要有别的东西来证明一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如果毕业论文本身有足够的创见，就是人生之路上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他在读博士期间，有机会到某县挂职担任县长助理。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一个县的官场情况作了十分透彻的解析。一个好的标本，就是当今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一个缩影。不论谁完成了这样的论文，国内外学界都会向你敞开大门。论文的选题非常重要，好的选题就是成功的一半。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而言，如果能触及到转型的某一个侧面，抓住中国需要解决的现实性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见解，论文的价值就可能不限于获得学位，而是成为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今后的人生之路就可能越来越宽广。

（作者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由本报实习生郑毅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2-05-21 B3 观点)